春芽在周刊没能上版的稿件，唉。
“玉树地震之后，从藏区各地纷纷赶来的一百多位仁波切和近万名僧人，在结古镇各个停放或者火化尸体的地方，念完七天的度亡经之后，将返回各自的寺院，继续为此次地震中丧生的人们诵经直至四十九天结束。”
向死而生
文 /柴春芽
一
有些在母胎中死去，
有些在出生时，
还有些刚能爬，
有的则只学会走，
有 的在成年时……
所有生命，
一一离去，
如同掉落地面的果实。
——乔答摩•悉达多
虽然大地如此惊颤，但却比不上丈夫临终前向她投去的最后一瞥。二十七岁的拉毛措深知这一点。她枯坐在废墟上，感觉到心中有个愈 来愈响亮的声音一遍遍对她说：
“去死吧，拉毛措，去死吧，陪你最爱的男人一同去死吧。”
她听从这个声音的召唤，捱过了沼 泽般的两天两夜。在幻念频叠一如电影蒙太奇般一一闪过的古怪画面里，她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黑暗无边的深渊。这个因其剧烈的创痛从而终将留存在她生命中 的早晨，她最能记取的，不是訇然坍塌的屋舍，也不是遍地流布的哭喊，而是丈夫最后的眼神。那哀怨的眼神分明在向她求救。她隐约记得自己曾经轻轻扒去他脸上 厚厚的尘土，一边啜泣，一边掀动压住他整个身躯的椽檩和土坯。
她的力量像水一样从身体里流失。
“要是当时我知道没有人能 帮助我的话，我肯定不会离开他，”在4月18日上午的火葬场上，拉毛措穿过诵念经咒为一千七百多个亡灵举行超度法事的僧群，扑倒在赤巴仁波切的脚下，哽咽 着如此说道。
仁波切，意为“人中之宝”，藏传佛教中用于对高僧大德及转世喇嘛的尊称。
但在4月14日那个突如其来的早 晨，她把希望寄托在了别人身上，殊不知，幸免于难的左邻右舍正和她一样，强忍着巨大的悲痛，奋不顾身地抢救自己的亲人。
地震发生时，赤巴 仁波切正在深圳。当他获悉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地震时，迅速电话命令格鲁巴寺院——色须寺——二十岁以上的僧人九百多名乘坐五十辆卡车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石渠县赶往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——结古镇。当天12时许，九百僧人抵达灾区。在扎西科赛马场附近，僧人们从废墟中挖出七百多人。这些在睡梦中承受 了灾难的人们被僧人用毯子或布匹包裹着，一个个送往扎西科赛马场。六百多人虽然大多负伤，但却幸免于难。
赤巴仁波切当天乘飞机抵达西宁， 未做休息，即刻乘车赶往玉树。一路上，他看到来自祖国各地的救援队伍，常常感动得热泪盈潸。
4月16日晚上，赤巴仁波切来到扎西科赛马 场。他看到四百多具尸体摆放在风吹就凉的地面上。赤巴仁波切当即加入到为亡灵念经超度的僧众当中。
不断有尸体送来。
等到 次日救援结束时，赤巴仁波切的面前摆放了一千多具尸体。
“我们的僧人要是再早一点的话，”赤巴仁波切说。“兴许可以救活这个女人的丈 夫。”
那天早晨，当拉毛措爬过废墟，返回丈夫身边时，她看见他死了。
“噢，仁波切，”拉毛措紧紧抱着赤巴仁波切的腿，泣 不成声地说。“是我杀了我丈夫呀……”
赤巴仁波切为她摩顶加持，接着温言宽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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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了
好了
就这里
——假期完毕，献给社会主义60周年新高潮
PRC60年，杂志做民主60年封面。我纠结了好久好久，夜半憋出的初稿（被某人指全景式叙述，哈哈，下次教我写纪录片嘛）。话说，哪里有虾米政治参与哟。有人糊涂过，有人缺失，还有人活着嘛。王家敏，2009年8月30日。
1999年2月28日晚，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写道，“妈妈去世了。”那一刻，吴青的心安静下来，不再悲伤。她知道母亲冰心已不再痛苦。
吴青与冰心生命重叠的六十三年间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变革。
爱不必言说
一栋普通单元楼里的美好住所，窗外是法国梧桐，阳光透过白色纱幔照到房间里来，投下百合花的影子。吴青在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，布满近一个世纪。
冰心的晚年在这里度过，直至99岁。作为小女儿，吴青常常被邀请谈论“冰心对我的影响”。父母赋予儿女肉体，同样以精神与情怀。剔除所有的身份与遭遇，在吴青心里，冰心首先是一位懂得爱与美的女性。
冰心出身海军军官家庭。年幼的她，常去父亲和母亲的习静处依阑看海，喜欢在风雨之夜，凝望灯塔上一停一射的强光。至战时颠沛，灯塔仍在她心中满溢，随后的“五四”新思潮，冰心创作了大量爱与美的文字。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冰心离开燕京大学，随先生吴文藻前往昆明，适时吴在云南大学任教。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、心绪的恶劣悲愤，冰心并未细说。她只在回忆录中提到，“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，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，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，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。”
他们在昆明城内安顿下来，但日机轰炸不断。1939年夏，冰心带着孩子迁到郊外的呈贡，将住所改名为“默庐”。虽逢战乱，他们的家庭仍保持着生活的规律与淡定。每当周末，吴文藻从城里骑马回家，往往带上几位西南联大的朋友，常有郑天挺、杨振声和罗莘田。只要听到山路上的马蹄声，孩子们就齐声喊“来将通名！”一听到“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”，他们就都拍手欢呼起来。这些苦中作乐之景持续到次年冬天。
1940年末，以“社会贤达”的名义，吴文藻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，负责研究边疆民族、宗族和教育问题，冰心也受邀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，其举家迁往陪都重庆。次年起，冰心和孩子们住在郊外歌乐山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，名“潜庐”。
吴青年幼的记忆中，冰心不是一位旗袍加咖啡的太太，只有出席会议才会穿上光亮的皮鞋。冰心的爱也不在庙堂之上，当时家中的保姆与亲人一样，吴青说，“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。”
吴青叙述了一段简短的对话。“潜庐”平常的一天，一位先生前来拜访，至门口见到手里拿着抹布的冰心。
“你们家太太在吗？”
“先生，我就是。”
“噢，抱歉。”
至1946年，冰心一家到了日本。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，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，研究日本新宪法、日本新政党、工人运动等。1949年，冰心受东京大学（原帝国大学）之聘，讲授中国文学。
其间知识界有一批人去到国外，冰心的旧友老舍到了美国，竟与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。有一次吴青说，“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，他在纽约，就像一条丧家之犬。”冰心没有过多言表，而在《老舍和孩子们》中写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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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多年了，清楚的人会清楚，顶下老郭啦，我没有瞎写……
关于公盟税案所涉庄璐责任的事实与意见
郭玉闪
公盟税务事件发生以来，过程一波三折，所幸于公盟主要负责人许志永君，在海内外舆论强力声援之下，历二十数日牢狱之灾，终得取保候审，脱厄而出。唯公盟出纳庄璐女士，无辜被拘二十多日，获释后为避祸返乡，风波犹不能平。志永数次公开发言，声称为庄璐担当计而狱中认罪，言下之意不仅公盟有罪，且罪在庄璐。以庄璐之无辜，受如此之责难，令人震惊；此中细节，不得不辨。
依实情论，公盟并无偷税罪，但有管理失察之责。公盟无人懂财会，为此特外聘春雪会计公司做账，具体系一刘姓会计负责为公盟入账。公盟所漏登之两笔耶鲁大学资助即其手笔，情无可饶。依会计操作规范，即便曾经漏登数笔，至年终也需核对其所做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，若不符，则会计有检查义务；如系出纳漏交一些凭证所致，也可籍年底核查检出并修正之。显而易见，公盟在税务上的疏漏，此刘姓会计需负主责，公盟虽有管理失职之嫌，但绝无主观故意。此间，庄璐仅为出纳，既非志永所称“财务主管人员”，亦非志永所称“直接责任人”。此不得不辨之一。
庄璐不仅无罪，且有功于公盟。当地税突击检查之后，作为公盟七人决策委员会成员之一，在得知公盟可能有数笔收入未被会计入账后，我即致电提醒志永立即联系会计公司交涉核实此事，志永却未予处置，反于同日关机赴京郊静养。在法人代表缺位而税务又咄咄逼人之际，出于对公盟的关心，我致电要庄璐与会计公司核实，如确有错误，及时修正。后查证属实。对志永作为公盟总负责人在税务问题上应对失责之处，我在隔日公盟例会上曾对志永当面批评，并向例会全体人员告知此事。庄璐与会计公司所作之核实，为企业正常自查范围，本应由公盟总负责人志永出面交涉，若庄璐为心机深沉之辈，在法人代表撒手不管之际定会推脱。然庄璐心思单纯，勇于承担，修正会计公司错漏之误，后公盟据此将相应税款补齐。凭心而论，此为公盟后得以抗辩税务处罚之根本；若无庄璐之所为，公盟将毫无招架之力。此不得不辨之二。
公盟事件本非简单税案，明眼人都知此乃欲加之罪。庄璐仅一单纯女孩，只因就职于公盟而无辜受累，在看守所受罪二十多日。公盟诸君包括我，于情于理，都应善加爱护庄璐；事件发生以来，虽有王功权、黎雄兵、张立辉等诸君为庄璐奔走呼号，然办公室仍有部分人员对其时有苛责。庄父赴京为女儿办理各项法律手续，有数位工作人员横加指责，数落庄璐“牵连”公盟之“罪状”，庄父心焦女儿状况之外还要承受如此谬责，情何以堪！此为不妥之一。志永在认罪之际将庄璐也牵涉进来，称庄璐受其指示将几笔赞助做不入账处理。入账本为会计职责，何来出纳入账之说？庄璐与此毫无瓜葛，遑论负单位犯罪之责；但若依志永所称，则庄璐为共犯无疑，在法律上可真正获罪，正与志永所自称欲保护庄璐之认罪动机南辕北辙，此为不妥之二。最不妥之处为志永出看守所后所作文章，甚令人不解：若如其所言，其为庄璐担当，则其心目之中，是否已确认公盟有罪？且罪不在他而在庄璐？如其确信庄璐有罪且愿为其担当，为何又昭告天下、反证其伪？既然如此，何可复言其为庄璐担当？凡此种种，令人遐想，坊间已是众论纷纭。事涉庄璐清白，志永需向公众清楚解释，如并不认为庄璐有罪，则需为其不妥之言论向庄璐道歉，如确信公盟有罪且罪在庄璐，则其需以事实道明公盟及庄璐何以有罪。此不得不辨之三。
公盟从事法律援助多年，明枪暗箭，在所难防。社会之进步也非坦途；值此明暗之际，最需明辨是非。无论公盟遭逢如何，都应平心静气、择善而从。公民社会之所恃，唯公义与担当而已。若是非不明，则公盟虽存犹亡，若推诿塞责，则难免欺世盗名之讥。此乃公民社会大局大义之所在，也为志永等诸君立身之根本所在。人无信不立，事匪义难行，望诸君善加体察。
原文 http://blog.163.com/guoyushan_vip/blog/static/57001660200981261835939/
附件1：2009年8月28日，许志永《感恩每一个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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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运动的“新知青”
秋风
一百年间的三次知识青年下乡运动，只有第一次具有理想主义成分。但不论是基于理想还是出于权宜，历次知青下乡运动都是把乡村对象化，要么是把乡村当成一个问题来解决，要么是把乡村当成工具，要么是把乡村当成城市的泄洪区。
从2008年开始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。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在此之前，辽宁、江苏、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把这项政策称为“新知青”运动。不过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一政策都只是一个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，而不具有文化与政治上的崇高性了。
知识人的救民抱负
谈到知识青年下乡，人们会马上联想到六十年代末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。其实，知识青年下乡的理念和行动早在那之前半个世纪就已出现。
动因是乡村的凋敝。传统中国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至少，城乡之间并无太大差距。城是皇权统治的节点，市镇是自发形成的经济社会中心，它们与乡村之间都维持着有机联系。农民最理想的生活是“耕读之家”，政府通过科举取士，士人进城为官，退休后为光宗耀祖又回乡村，成为绅士。当然，商人也游走于城乡之间。这样，士人、商人沟通城、市与乡村，资源、文明在这三个之间双向自由流动，均衡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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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戈辉说，张维迎称“埋葬凯恩斯主义”，于是张同学就真的步步相逼克鲁格曼同学。克鲁格曼同学也试图搞搞笑，可我真不喜欢，这男人表情都木点魅力，亲爱的鬼才做个鬼脸都不会么。匪夷所思的严介和，表情到位，可一开口真是活宝。我不想刻薄可今气不顺，某网编辑仗着工作人员不想招惹媒体，说点话摆着谱真难看。老娘一见摆谱的就忍不住彪悍，彪悍完毕心安理得，幻正我素听众不素记者。
AK说外国人演讲不会精彩，其实也不全是，只是今天确实不精彩罢了。民生银行花钱干嘛？“开场前数十分钟的小广告？”听AK一说我完全庆幸自己的迟到。许戈辉同学玩笑说，“让民生银行的听众多提两个问题，美国的银行都请不起克鲁格曼先生了。”
话说背景墙是哪个公关公司做的，设计挺不错，可该庸俗还是要庸俗。座位后面一刷白墙，主题贴着天花板主办方贴着墙角跟，你们不要品牌效应就算了，可难为今天的摄影记者了吧。啊哈，今天发现一个凤凰的摄像师，灰常有意思。最后，我要好好看下萧条经济学的回归，我不追从凯恩斯，不过这样骂起AK来才会有理有据 =。=
差点就三头六臂了吧哈哈
叫骂的叫卖的，推荐的不推荐的，谁比谁透彻的。我必须得知道，因想象不出兵临城下。可怕的不是忘却，是记错。
父亲母亲没有教会我狩猎摘果，我不懂得对身体虔诚。成长在新中国的春风中，脑子里强奸民女的歪帽国军必举不起十字架，那些没有宗教的虔诚，需要多大的勇气。人有没有人性？除非人和人真有同质的灵魂。
我不信，因为一些人可以被欺骗一世也浑然不知。地铁报纸又发现了东汉的史书，天知道是不是伪书呢？用一部电影说话，当真是难的。春光大好，确有感同身受，喧嚣过去严肃的看一场电影。我不要看到陆川导演的意图，也不想知道，一个人做任何事情，看到他的意图还有什么意思呢。
尽管如此，返老还童车站倒转的时钟，仍是流下泪来。每一个人，他们应当成长，结婚生子，执手终老，而他的父亲死于一颗破碎的心。南京呢，他们不是三十万，一部电影不必告诉我历史是如何，四处平衡，只请告诉我，他们应当如何。期待。